十九世纪末期，清王朝在广东的统治秩序已经面临着严重的挑战，突出的盗匪问题就是主要的表现之一。“地球各国，盗贼之多，以中国为最；中国盗贼之多，以广东为最……”此番言论虽有夸张，但却反映出清末广东盗匪问题严重性的舆论倾向。而官方也不避讳广东多盗的事实，且多方渲染。“粤东山海交错，民精犷悍，盗匪之炽，甲于他省”，“广东素称多盗，近年日益加厉”。那清末广东的匪患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呢？据说，在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至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“贼匪堂号以数十计，人数以千百计”。到了清末的最后十余年，治安更是恶化，一年之间劫杀案竟多达三千余件，其中无力纳衙规或畏匪寻仇不敢报案者，更不胜数。因此，广东或许不是盗匪最多的省份，但清末广东无疑是盗匪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。尽管没有出现过成千上万盗匪大军流动作战、攻城掠地，大范围席卷城乡的情况，但广东各地股匪、匪帮众多，却造成了“遍地皆匪”的局面。而且，由于广东盗匪手中拥有不少武器，且不乏新式利器，使盗匪更难对付。有舆论便说：“顾何以广东之盗肆无忌惮一至于此？则以广东之盗党亦有军火，足以与官军抗衡也！”陈文强细细看过资料。确实是触目惊心，但他并不准备放弃。广东，将是革命的基地。社会治安是早早晚晚要加以安靖的。况且，他从中还看出了一些别的东西，也明白了为何吴禄贞会被解除怀疑，被视为朝廷的忠臣。思想上的偏差，行动上的乖离，使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团体视会党为依靠的重要力量。而广东会党与盗匪之间呈现的是一种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复杂局面。对会党的发动便不可避免地使一些盗匪卷入革命运动。比如一*五年筹划的广州起义。北江一带著名盗魁梁大炮便号召北江会党参加；一九零零年，兴中会再次在广东发动起义。并约东、西、北三江象王海、区新等诸盗首驰会应合；便是最近的七女湖起义，邓子瑜是发动陈纯、林旺、孙稳等绿林、会党起事，其中孙稳便是“平日以抢劫为事，乡里迭遭其害。妇孺皆知的剧盗”。这样一来，会党、盗匪便几乎与革命党划上了等号。首附革命者固托革党以自豪，未附革党者亦冒革党以相吓。两广总督岑春煊向朝廷奏称：“广东盗风炽甲于他省，纠党置械，显著逆谋”；张人骏亦指出“广东盗贼、会匪猖獗，勾结革党，暗立师团，约期起事”。正是这样的原因，吴禄贞在琼州打击会党、剿灭盗匪。便会被视为与革党为敌，痛恨革命党之辈。得出这个结论之后，陈文强并没有丝毫的迟疑。甚至更增强了他的决心。如果打家劫舍、图财害命匪盗也能披上革命的外衣，那才真是污辱了革命。舆论的攻讦是免不了的，但他在乎吗？在民间得到的赞扬才是多数吧，尽管老百姓并不掌握话语权。资料不少，但还是显得粗疏，主要是关于如何清剿盗匪的办法和措施。之前官府采取的清乡。虽然规模、声势都不小，显然收到的效果并不理想。陈文强不想多费脑筋。虽然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思路，但他还是把这个工作交给总参谋部，让他们研究制定出一个可以付诸实施的计划。这个计划可以粗疏一些，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……………澳门外海。风不大，海水略呈暗绿色，似乎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无边无际的青翠的草原。水面上荡漾着一朵朵银白的浪花，海燕贴着水面低飞觅食，海蜇象一把把肉伞似的在水中探头探脑地漂浮……与同盟会二号人物黄兴的会面便是在停泊于外海的轮船上，陈文强依旧化了装。这不是他信不信任黄兴，而是他将要进行的工作会对同盟会等革命团体造成打击，招来痛骂，所以，还是不要暴露得太早为好。两位二号人物的握手，或者说是两位实行者的会面，是否具有历史意义还不得而知，但起初的寒喧还是很和谐、平和的。都是有素质的人，即便心中有所不满也要维持表面的礼貌。只不过，这种平和的气氛随着谈话的展开和深入而变得紧张起来。“同盟会虽有些内部纷争，但大局还是稳定的，贵会此时提出联合，实质上却是吞并。难道同是革命团体，却非要互相倾轧？”黄兴的脸黑了下来，对陈文强的提议显然十分不满。“我说联合，你说吞并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。”陈文强淡淡地说道：“当初同盟会成立时，兴中会与华兴会是联合，还是吞并？复兴会引导的革命正深入发展，整合各方革命力量，团结各方革命同志，我看没有什么不妥？若黄先生执意说是倾轧，那只能说明黄先生不是忠于革命，而是狭隘地忠于个人或团体。”“复兴会发动革命，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、赞叹。”黄兴缓和了下口气，说道：“但若说是联合，贵会应与孙先生商讨，私下与黄某接触，甚是不妥。”“孙先生是中华革命党，我现在谈的是东京同盟会。”陈文强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当然，日后革命者大联合是必然的，只是现在时机尚未成熟。”“孙先生依然是同盟会总理。”黄兴的脸又沉了下来，“避开孙先生谈联合，便是内讧、反叛。”“原来黄先生是效忠孙先生。不是效忠于革命理想。”陈文强嘴角上抿，微露嘲讽，“同盟会的章程里好象并没有会员不准退出的规定吧。那黄先生所说的反叛就不能成立了。我今天与黄先生会面商谈，本意是联合革命同志，推进革命进程。若黄先生执着于小团体，效忠于某领袖，那此事就作罢。革命嘛，又不是非你们不成，你革你们的。我革我们的。嘿嘿，要我看。我们革命成功的希望比你们要大得多呢！”“复兴会很有实力，难道这就是你们挖其他革命团体墙脚的依仗？”黄兴冷冷地回敬。“挖墙脚？”陈文强笑着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，我们一没有金钱收买。二不用高官引诱，我们只是给革命者提供实现理想的机会。他们愿意投身其中，愿意为革命而战，愿意为推翻清廷而战。不象你，打着忠诚的幌子，实际上呢，却是在蹉跎岁月。说得不好听的话，那就是说得比唱得好，实行却一事无成。”黄兴有些被激怒了。瞪起眼睛想争辩反驳，陈文强却挥手打断了他。“自私自利，我只能这样评价你。”陈文强伸手遥遥一指。“我们复兴会领导的革命军正在为推翻清廷而浴血奋战，正在为实现革命者共同的目标而流血牺牲。你呢，不思投身其中，还要阻挠别人去为革命贡献鲜血与生命。今天在这里，我与你商谈，并不是有求于你。革命也不是非你而不能成功。而是本着一片热忱邀请你参加，给你提供实现理想的机会。实话说吧。我已经命令本会的东京支部注资《民报》两万元，并向东京同盟会的会员发出邀请，希望有志于革命的志士加入复兴会，为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而奋斗。”“不仅仅是你们同盟会，还有分离出来的光复会。”陈文强从椅子中站起，高大的身材再加上他坚定的声音，给人一种威压之感，“我们诚挚邀请他们共商革命大计，更欢迎他们前往革命根据地，为革命尽一分力。”黄兴眉头皱得紧紧，他知道此时东京同盟会的纷乱，以及《民报》的窘迫和主编章炳麟的愤怒。原来，汪精卫受北辰之命从南洋来到东京，完全撇开章太炎而秘密筹备《民报》复刊的事，并自行编辑出版了一期《民报》。而孙中山一方面对章太炎请求援助《民报》极为冷淡，另一方面却又一再出面为新加坡倡办的《中兴日报》筹集资股，确有以《中兴日报》取代《民报》的意向。可见，北辰主观上已将注意力向南洋转移。听到这些消息，章太炎怒不可遏。尤其是汪清卫在东京续办的《民报》，对他刺激更大。在陶成章的鼓动下，他撰写了致美洲、南洋等处的公函，径直题名为《伪（民报）检举状》，并且印成传单，派人散发各处，还在东京《日华新报》揭载。随后，作为反击，一股攻章浪潮猛然兴起。香港《中国日报》连篇累牍发表文章谴责章太炎。吴稚晖也开始兴风作浪，他在巴黎《新世纪》上连续撰文大肆攻击章太炎和陶成章。一时间，“满洲鹰犬”、“出卖革命”、“中国革命党之罪人”、“《民报》之罪人”等大帽子，一顶一顶都落在章太炎头上。章太炎昔日革命的经历及主编《民报》之功，在只图一时之快的反击中被全盘否定了。攻讦双方都用了极为尖锐的刺目伤心的语言，双方均将污水泼得对手满头满身。事实上，同盟会在组织上的分裂已经无可挽回了。而复兴会在这个时候采取主动姿态，且名义是团结、联合革命志士，又有西南起事的轰动影响，东京同盟会的部分会员，甚至大部分会员转而他投，是可以预料的事情。“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吗？”黄兴站起身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既然你们已经开始行动，此番商谈便毫无意义了。”“有意义。”陈文强转向黄兴，诚恳地说道：“同盟会的分裂缘于门户之见，我们复兴会邀请黄先生及诸位革命同志，却不想如此。黄先生可以仔细考虑一下，从革命的目标和宗旨上看，革命团体之间并无太大的分歧，求同存异，精诚团结，早日促革命成功，应该是每个人都希望的。您认定革命事业中不能有丝毫私意、私见、私利、私图”，并为自己取名‘轸’，陈某是深为钦佩的。”黄兴愣了一下，随即明白了，苦笑道：“是钝初讲的吧？”“宋先生正在西南根据地亲自指挥革命。”陈文强笑着点了点头，从兜里掏出一封信，说道：“这是宋先生写给您的，他殷切地期望能与您并肩作战。革命的老战友，殊途同归，岂不是一段佳话？”黄兴迟疑着接过书信，并没有立刻打开，显然在做着思考。“如果黄先生想去革命根据地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我们自会妥善安排，保证您来去自由，不受阻碍。”陈文强继续说道：“在革命军中有很多原来同盟会的革命同志，他们或者领兵打仗，或者管理政务，您可以看看他们现在的状况，问问他们现在的心情和感想。”“真的无法挽回了吗？”黄兴抬起头，沉重地又问了一遍。陈文强垂下眼睑，沉思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我的命令其实还未下达，但最迟也就是在明天。告诉您实话，也就不担心您打电报到东京。东京同盟会现在是个什么状况，您心里与清楚。所以，我还是希望您能接受我的提议，使东京同盟会不致于分裂，同志不致于反目成仇，最终实现与本会的联合。”“明天！”黄兴轻轻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谢谢你，给了我一天的时间。你们复兴会的手段，实在是厉害呀！请容我考虑一下，最迟明天早上便给你答复，你能答应我这个请求吗？”“当然可以。”陈文强胸有成竹地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宋先生说您是宽厚君子，立志自爱，凡一切谋利禄、争权势与夫寡廉鲜耻、卑鄙阴贼之念，不待禁革，早能自绝于心。今日一见，陈某深以为然，哪里敢有半分不信之理？”“钝初——言而其实了。”黄兴叹息着伸出手，与陈文强紧紧一握，转身向船舷走去。..............(未完待续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