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10章 要离断臂,刺杀庆忌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叶纨五指抓拢,在头发上狠狠挠了几下。苦思冥想持续了很久,把为了清凉而扎的单马尾长发都挠乱了。“如果非要有新的借口模式,肯定是最近的案子给了美国人血的教训,让他们意识到‘犹豫不决’要付出的巨大代价……美国人总是这样的,吃一次‘太过武断’的苦之后,国会就左一左,收紧一点;下次又吃了‘优柔寡断’的苦后,再博弈到右一右,放宽一点……越战失利,明显是一次‘轻启战端’的教训,那么,后来的反面教训有什么呢……”叶纨不知不觉,竟然脑补了十几分钟。然后她终于灵光一闪。叶纨下意识激动地抓住顾骜的双手,上下摇了两下,压低声音而又急促坚定地问“撤侨!武装撤侨!你觉得这个借口够不够用?我觉得很有希望啊!足以绕过美国国会、发动快速反应军事行动。”“撤侨?美国人历史上也武装撤侨过,1898年梅西战争时,就有过护侨的决议,不过美西战争外交交涉了很久才正式打起来。”顾骜惯性思维地想着,显然没有立刻t到叶纨说的关键点。叶纨很是得意“你傻呢,当然不是历史上那种普通的护侨撤侨,我说的是,美国人现在比往年多了一条借口,可以用更加‘进攻性防御’的姿态,去恶意揣测其他意识形态刚刚被苏化的国家。那就是‘对方有可能是完全无视人类外交准则的极端邪恶国家,有可能扣押美国平民和外交使节讹诈美国,所以应该果断出兵立刻消灭’——你应该反应过来了,我说的这个反面素材,就是三年前伊朗人给美国的。伊朗是20世纪来,唯一直接把对方大使馆全体扣下来、无视20世纪文明社会外交准则的国家。可是,伊朗开了这个讹诈美国的恶例之后,也给了美国一种把其他敌国想象得更邪恶的借口——他们可以说,‘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跟伊朗那样没下限,把我的大使馆都全员扣了,然后讹诈我’,所以为了防止美国被讹诈,就进攻性防御出兵,立刻把这种可能性扼杀在萌芽之中,把敌方政权直接消灭。”顾骜还没听完,就攥着拳头霍然站了起来,然后左手握拳右手握掌,不停地一边用左拳捶打右掌,激动地来回踱步。“为什么历史上的格林纳达战争,会这么快就通过外交斡旋、直接进入武力阶段,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国会对总统动武的压制力削弱”这个问题,已经豁然开朗、融汇贯通。亏得当年去伊拉克给侯赛因总统带话善后的事儿,还是他亲自料理的呢,真是当局者迷了。叶纨说的这番道理,其实后世的人很容易理解历史上,13年斯喏登的事儿爆出来的时候,很多没经历过九幺幺的00后,都奇怪“美国人民当年怎么会通过法案、心甘情愿被总统监视的”。但经历过九幺幺的人,就会觉得“稍微牺牲点隐私,换取安全保护,也没什么大不了”。每一次,都是有邪恶势力用一种突破人类道德想象力下限的手法,挑战了一下现有秩序,然后人民对“更积极的进攻性防御,乃至假想防卫”容忍度进一步提高。如果后来不是本某登和侯赛因总统都死了,美国人民还会继续忍监控的。同理,回到1980年代前期,美国民间对总统擅自动武的容忍度,已经从越战末期的反战扭转过来了。这个扭转的契机,就是伊朗人质危机。不要小看伊朗人那一把对国际法公信力的破坏度,因为他们其实做了一个划时代的事情——此前,哪怕是一战二战期间,大家都是文明国家了,没有出现过交战国政府直接公然劫持杀害外交使节团的事情。尤其一战其实大家都比较讲体面的。二战虽然总体战程度更高了,但苏日德都没干过,其他更加以文明国家标榜的就更不会干了。上一次一国政府纵容杀害外交使团的事儿,还得追溯到慈禧假借拳民把德国公使克林德干掉。不过那一次的下场,大家也都心知肚明,慈禧是“对全世界宣战”了的,然后被八国联军胖揍。其实那出兵的八国,有些并没有被慈禧损害直接利益,但也能出兵,因为慈禧违背了国际法基本原则,挑战了文明世界的游戏规则,所以慈禧压根儿没被当做文明国家对待,人家揍她时的定性就跟揍一个未开化的非酋似的。克林德死于1900年6月,1900年属于19世纪(同理2000年属于20世纪,01年才算21世纪),所以慈禧的兽行应该让19世纪背锅。20世纪的前78年,全人类都是清白的,本来可以建立起“20世纪这么文明的世纪不会再出现这种事情了”的国际公信力。直到伊朗人背过了“20世纪文明社会之耻”的接力棒,把全人类的处给破了。(在伊朗人之前,非洲有些酋长也这么干,但他们只是酋长,或者部落武装首领,不属于文明国家领袖,最多偶尔得势,也被定性为“军阀”。军阀杀外交官是有的,军阀不代表国家,就跟1920年代国内那些军阀一样,他们也杀过。)从此以后,美国人自然可以拉低“快速反应护侨”的门槛下限。因为美国是伊朗人质危机的直接受害国,他们这么干,国际社会想谴责都很难谴责。相当于伊朗人刷新了一次文明社会的下限后,要其他所有跟美国所建国际秩序不对付的国家一起背锅,一起承担被突破下限恶意揣测和假想防卫的下场。美国人只要一句“我怎么知道这个国家会不会跟伊朗一样没下限”,就动武了。……把叶纨所说的理论推演梗概捋清之后,就是如何形成一篇扎实的内部论文、或者说外交托辞的事儿了。从想法,到落实到可以经得起国际社会推敲的严密外交辞令,还有很大差距的。千万别小看这部分工作的价值。可以这么说,在1983年,要是哪个人能把上面那番假象推演,落实成久经考验外交文件黑话、递交给美国总统,那绝对是至少价值千万美元的学术成果。这一点不吹牛,因为美国总统就需要这么一份文件,来让他“想出兵动武的时候,少花几天时间跟国会扯皮、让美军反应速度更快”。从经济角度来算,能加速数天美军军事行动突然性的智力成果,得多值钱?能第一个想出来,为总统分忧的人,如果是个美国公民,那么给国务卿当个十年八年助理、成为智库成员,绝对是没跑了。可惜顾骜不是美国公民,也不想当美国公民,他只能用来换一点别的利益——比如,原先设想好的,增加后续成果的公信力。同时让基辛格相信顾骜的其他预言,“堤防今年其他要向民猪化过渡的拉美国家,被苏联渗透的风险”,把这种“主动假象防卫”的使用范围扩大化,在格林纳达用完,再去阿根廷用一用,比如把激进盟黑成苏左,拉一把阿右的正义档。然后顾骜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夹带私货,具体怎么拉,李根总统不会过问的。这也是美国传统了。就像尼克松,不会知道水门事件中,执行层的种种煞笔行径。而且cia和fbi做事儿的时候,经常会用“先提出几个更不靠谱的方案,让上级否决,然后再提出一个不那么靠谱的方案,换取执行”的手法。因为cia和fbi本来做的就是惊世骇俗的事情,他们已经习惯了被否决了,几十年发展下来后,cia和fbi的前沿执行层就习惯了,故意拿几个不靠谱的先送上去被拒,以满足“甲方不先拒绝乙方几个设计方案就不舒服斯基”的心里毛病。而甲方往往在拒绝了几个方案后,就不好意思再继续拒绝了,这是心理学上的人类共性。很多甲方让乙方改了n稿设计案后,反驳欲被满足充分了,说不定最后绕了一圈通过的就是一开始的设计初稿。“水门事件”在执行层时,其实就是一次“本来还不太靠谱、还想用来被拒绝的铺垫计划”,不小心被通过了,导致的后续灾难。而这一次,要是cia的人执行海外渗透扶持任务时,也不小心乌龙了呢?美国素来有让cia帮国务卿执行海外秘密渗透的习惯。比如杜勒斯时代,杜勒斯本人是国务卿,他亲弟弟就是中情局局长。杜勒斯兄弟是“联合水果”公司的大股东,所以一旦有拉美国家搞土地国有化、侵害“联合水果”公司的商业利益,杜勒斯兄弟就一个外交施压一个秘密渗透,把对方的总统换掉。比如,不小心把一个“本来作为一稿送给甲方看、准备被甲方拒绝的方案”,结果甲方突然脑抽实施了呢?当然,这里的甲方,明面上是罗纳尔多贝内托总统,事实上决定和被启发的人,有可能是已经下野的加尔铁里前总统。更不可能有人知道,那些“就是准备满足甲方拒绝欲”的脑残预备案,究竟是从谁那儿来的。因为cia办事的时候,本来就不在乎这些“凑数t”的。